05 为什么中国文明发展能够持续稳定?-k8凯发官网
可持续是中国文明长盛不衰的关键形象,因为中国不是刹那芬芳的昙花、而是万年傲雪的红梅。
奥运会金牌大战,总是以短平快的射击开始、以长难慢的马拉松结束,想要潜移默化地渲染的,就是持续稳定的重要性。且不说“台上一分钟、台下十年功”,光是台上两小时漫长而艰难、痛苦而枯燥的表演,坚韧不拔的精神,就远比强悍的体魄重要。
当今世界,中国文明发展的“可持续性”,西方人难以理解、也无法相信,因为中国的现实与西方的经济、社会、政治等方面的理论完全相悖,是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。
让西方无法接受的正是,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、政治可持续高效、社会可持续稳定。
▲确定性的可持续是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
只有具备确定性的社会,才能稳定和谐、健康发展,其关键在于对社会提供的确定性是否稳定持续。
➤三体社会是乱源
当人类社会缺乏确定性,会是何等景象,想想《三体》里的乱纪元就能明白了。
在科幻小说《三体》的三星系统中,只由一颗恒星主导时,星系运行稳定,称为恒纪元,文明得以发展进化;但三颗恒星争相主导时,无规律的三体运动,造成昼夜、季节更替毫无规律,呈现不可预测的混沌,称为乱纪元,不要说文明被中断、甚至毁灭,就是生命都无法保障,只能冒险脱水求生。
简单说,缺乏确定性的社会,可称为三体社会。
西方也有社会的现实存在,只是还没有产生社会意识、没有进化到社会文化,因而呈三体社会状。
如果觉得小说太过科幻,那就看看现实,比如美国,众议长、总统、最高法官三个相互独立的权力中心,其无理论、无章法、无规律地不断博弈,导致美国社会的乱纪元和恒纪元不可预测地交替着。只不过,现实中的乱纪元没有那么恐怖,至少人不需要脱水,无非是社会乱点、矛盾大点、示威猛点、枪杀多点、零元购常见点。不可思议的是,美国人自己不仅觉得很正常,而且反而自我感觉很先进,还强逼大家也要发展为三体社会。
英美同文同种,因而美国建国时自然就是复制英国政制,只是抛弃了被认为代表落后的君主制,即只立宪、不君主,而美国三体社会的根源,恰恰就在这里。
如果把意识形态暂且放到边上,冷眼看世界,就会看到世界奇妙的一面,即有君主的国家,尤其是君宪制国家,普遍社会稳定、许多经济发达。
➤君宪制的优势
社会必须具有确定性,否则不可能稳定。
人类社会的确定性主要有三种形式,首领、神灵、规则。早期的确定性由首领提供,但首领会死,确定性也就没有那么确定,于是就换用神灵来提供,毕竟不死的才叫神灵,以至西方一直沿用至今。
但问题是,谁代表神灵?颛顼首创了政教合一政权,由君主代表神灵,使得确定性具备了确定性,因为君主可以更替,但其代表的神灵所提供的确定性不会变,神不变、确定性亦不变。比如,早期即受汉文化启蒙的西亚伊斯兰国家,从一开始就实行政教合一体制。但在西方,由于君权与神权之争,导致政教分离,尽管西方人自以为是进步,但却产生了两个权力中心,君主还是教会提供确定性,就成了大问题,君主提供就不确定、教会提供虽确定但无法落地生根。英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,即干脆摆脱罗马教廷,国王实质上夺取了神权,虽形式上仍宣传政教分离,但实质上建立了准政教合一政权,基本升级到颛顼的水平,从而保障了英国几百年的社会稳定,进而发展成日不落国。
英国的成功显然外溢了,西欧各国纷纷效仿,虽仍尊罗马教廷为宗教领袖,但皮尊肉不尊,罗马教廷自然就只能变成梵蒂冈了;东欧国家本来奉东罗马帝国为尊,但帝国灭亡后,就再也没有了东正教廷,各国也就各自为尊了。
二战后,苏联消灭了东欧国家的君主制、改行共和制,而美国也在西欧国家大搞颜色革命,但也只完成了德国、意大利等几个战败国的改制。法国倒是自己改制了,但西欧大部分国家仍旧保留着君主,尽管是君宪制。
有趣的是,西方国家习以为常的游行示威、本土恐袭、零元购等种种社会乱象,基本都是发生在没有君主的国家,有君主的西欧各国倒是显得比较矜持、不喜欢凑这种热闹。一个重要原因是,尽管君主没有实权,但君主仍是人们的念想,有君主意味着还有一些确定性,大家安心,能够心平气和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不满。没有了君主,人们也就没有了念想,没有了确定性,大家自然就会对未来充满忧虑,不知道明天会变成啥样,当然就会戾气暴增、能自由就自由、想放肆就放肆、不做明日计了。
➤由规则提供确定性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
中国是唯一进入社会文化阶段的国家。三千年前,周公抛弃神灵、结束了长达一千五百年的宗教文化时期,改为由规则提供社会确定性,开创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,中国是唯一的宪政国家,因为“宪”的本质,其实就是用规则替代神灵对社会提供确定性。
只不过,中国的宪政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一路坎坷。西周由王室保障规则并不成功,因为王室也会变;春秋时管子开创法制,由法制来保障规则,但法制也要由人执行,规则也难确定;秦始皇统一了政治、隋炀帝统一了文化,但仍未能安定人心,因为规则如何保障仍不确定。
真正解决这个难题的是隋炀帝开创的科举制,经唐朝力推、到宋朝成熟,即由具有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、统一文化的士大夫,构成精英组织,来保障规则的确定性。也就是说,由一个稳定的精英组织、而非个人、更非神灵,以确定规则的方式,对社会提供确定性。
神灵不死、但神灵本不存在,君主存在、但君主并不可靠,只有高度统一且稳定的精英组织,才能保障规则的持续确定,才能对社会提供稳定的、可持续的、可预测的确定性。
这是否是最佳方案,显然不是,将来必定会不断发展、持续完善,但肯定是目前最有效、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方式。
西方何时能够进化到这个阶段,不得而知。但是,与“君子不党”祖训的和谐相反,西方仍处于政党对立竞争的阶段,还难以产生一个被全体国民所认可的、稳定的、和谐的精英组织,因而无法由其代理稳定的、公认的、可持续的社会确定性,仍将继续处于三体社会状态。
▲经济可持续发展
内生型经济模式的安全性、与文化协调的和谐性、自然主义经济制度保障的稳定性,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稳定,充分保障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➤经济安全
有位西方战略学家曾经说过,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不可战胜,因为他们拥有近乎无限的战略纵深,所以不可能全部消灭。一个是俄罗斯向北、一个是中国向上。
如果说中国完整地拥有青藏高原,是中国的安全战略纵深,那么中国经济能够自给自足,就是中国近乎无限的经济战略纵深。
过去,洋人与狗把中国的经济自给自足描黑为落后的证据。但实际上,也许是本人孤陋寡闻,当今世界唯有中国有能力自给自足,即在与世界完全隔绝时,也能够保持经济繁荣。
☯资源禀赋。从小就被教导,中国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,这可不是虚言。之所以会爆发鸦片战争,是因为中国除了白银什么都不缺。中国确实长期困扰于缺银少铜、铸币不足,但好在发明了纸币。同时,天然气缺乏、可以烧煤,耕地不足、少吃点肉即可。现今中国之所以需要大量进口石油、矿产,并非自身消费所需(自身足够),而是要为全球制造产品,即全球采购资源是为全球提供商品。
☯生产制造。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,而且拥有配套的科技创新实力,即中国拥有666个项目的绝大多数金牌、几乎所有银牌和更多的铜牌。也就是说,中国能够制造我们所需要的一切,尽管有的并非最好,但够用就好。
☯消费市场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(美国消费品市场与中国差不多,但生产品市场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),足以支撑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发展。
☯以内撑外。与西方国家的外生性经济不同,他们需要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,即两头在外,否则经济难以运转;中国经济是内生型经济,不依赖外部环境也能稳定运行、长期繁荣,这就是政府提出双循环经济战略的底气所在,也是中国经济安全的底气所在。也就是说,内循环保障经济安全、杜绝他人觊觎,外循环加速经济发展、重构世界经济体系。
中国经济架构向来是以内撑外的内生型,关键原因在于,中国的经济之源在核心区腹地(比如江南),呈现以内撑外的格局,是生产型经济架构,外围边疆紧靠核心区有益无害,哪个胎儿会自断脐带,因而有利于构建并维护天下大同。
相反,英美的经济之源在国外(外围),靠掠外补内。无论是英国的全球贸易、还是美国的金融霸权,其结构都是掠外补内的外生型,即从全球掠夺财富,以补充自身,是掠夺型经济架构,因而定是外围受害无益,必然导致各地离心离德,难以长治久安。
➤经济和谐
在工业经济时代,就某种意义而言,中国的经济和谐是独步天下的,因为现代工业模式本就是汉文化架构而成的,我们不和谐、谁和谐?
现代化大生产模式的三要素(规模化、标准化、流程化)产生于秦国兵工厂,并沿用至今;生产组织无民主、生产过程无自由、生产结果无平等,这与西方文化对立的现代工业三无经济生态,本就是中国农耕经济形态的升级版,过去用于生产农产品、现在用于生产工业品;现代工业最核心的特征是“社会化大生产”,而“社会化”正是汉文化所独有的。
至于现代经济模式,本就出自春秋齐国的管子,两千多年的实践,中国早已驾轻就熟,无非是乒乓球白球变黄球,中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。从宏观经济控制行社会主义、微观经济搞活行资本主义,到投资、消费、贸易发展经济的三驾马车,再到由政府保障营商环境的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模式,再到市场、物价、货币、产权、赋税、资源、宏观调控等基础理论,以及“常平仓”、“青苗法”等经济稳定和社会保障模式,以至金融衍生品的味精式调剂,这些可都是中国人玩了两千多年的套路了,只不过需要随着新型态经济的产生,与时俱进地创新点新玩法。
自中国跨入现代工业门槛后,发展就一路如鱼得水、高歌猛进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:现代工业模式本就是西方用汉文化建立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现代工业模式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工业模式。并且,未来经济形态也将基于汉文化而发展,因为只有汉文化才能够与时俱进、对社会性的依赖随经济规模而越来越大、社会人比自然人更易适应新经济形态。
中国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只是延伸,但西方从狩猎文明直接到工业文明是跳跃, 是要在社会主义工业形态的身体里,移植入个人主义的心脏,抗排异的难度和成本是可想而知的,这就是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国家里,制造业逐渐空心化的底层逻辑。
➤经济稳定
自然主义经济制度是经济稳定的根本保障,基于社会利益的常平仓制度则是稳定的定海神针。
中国为什么要搞自然主义经济制度,宏观控制、微观搞活?既非单纯的社会主义、也非单纯的资本(个人)主义,而是两者对立统一的自然主义。
社会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,当然要遵循自然规律,因而社会经济制度,不仅当然、而且必然要搞自然主义,因为这是自然规律。当今世界,只微观搞活、无宏观控制的资本主义已难以为继,只有遵循自然规律的自然主义才是长治久安之道。
基于天人一体、客观现实、公平无私的文明三原则,经济领域也有三原则,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社会稳定、经济要为全社会所有人托底、绝不能允许个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,这是经济稳定的根本保障。
先讲个小故事:陈云的棉花之战。
上海初解放,社会动荡、经济濒临崩溃,急需恢复生产、稳定社会。以棉花为例,当时作为中国棉纺重镇的上海,纱厂全面停工、工人失业,虽有劳资矛盾等因素,但关键是没有原料棉花。其实,棉花是有的,只不过躺在投机商仓库里睡大觉,囤积居奇致使棉价暴涨,纱厂主无力采购。
因此陈云从全国调集棉花,在上海市场持续大量抛售,初时投机商趁机吃进,不料陈云断绝贷款、催收赋税,致使投机商纷纷破产、棉价暴跌,大量棉花投入市场,不仅满足了上海纱厂所需,而且余量外调其他城市,全国棉价得以稳定。
同时,政府协调劳资矛盾、对纱厂主提供必要帮助,很快使得上海纱厂全面复工,经济恢复、社会稳定。
为什么要政府干预?因为要保障社会稳定,而不是个人发财。
为什么要打击投机商?因为他们损害社会利益,是敌我矛盾,这就是宏观控制。
为什么要协调劳资、帮助企业主?因为要让大家都有活路,这就是微观搞活。
另一方面,(棉花)全国支援上海、而后上海支援全国,也是常平仓的一种具体应用,其目的和成效都在于协调经济、稳定社会。
顺便一说,西方人至今仍不明白什么是“举国体制”,以为就像“曼哈顿计划”那样,政府出钱、组织人力物力攻关,就叫举国体制。其实,举国体制并非什么专项计划,而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正常运转,当项目处于个体层面时,需要微观搞活;但项目提升至社会层面,必然转入宏观控制,当然就是举国齐抓共建了,而不仅仅是搭个草台班子就能成事的。
国家资本主导、产业资本基础、金融资本辅助,不能搞反。
▲政治可持续高效
中国先进的国家组织模式、基于原则的政行制度、专业化治国的管理方式,是中国政治可持续高效的根本保障。
➤中国是个“国”
“中国是个国”,看似废话、实则不然。因为就国家形态而言,当今世界,只有中国是“国”,其它都是部落联盟,甚至只是部落。
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夏商周秦四个版本,夏朝的联盟制(如同欧盟)、商朝的邦联制(如同美国)、周朝的联邦制(如同苏联),至秦朝成为大一统的“国”。终于明白权力中心只能有一个,政权多级就是乱源。
那么,“国”与部落到底有何不同,简单说就是:主权是公权还是私权!
中国人认为“天下为公”,国家主权是公权,任何个人都不能以任何方式侵占甚至瓜分。
而西方文化的本质就是“人权”,即世上所有权力都是个人私权,地方主权当然也是私权,绝不允许他人侵犯。这就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,国家内部存在主权之争,这就是国家分裂的祸根。
中国之所以“分久必合”、能够维系统一状态两千多年,根本原因就在于,国家内部只有一个主权,不存在主权之争,因而人心思合、反对分裂。
西方至今仍未解决单一主权问题,导致几千年来始终无法有效统一、长期稳定,战争频繁的结果就是地图都需要不停地重画,更遑论政治的可持续高效了。
➤五权制衡协同
拥有稳定的一体化国家形态,也要有配套的、稳定高效的行政制度,来保障行政的稳定高效。
中国的国家管理治理架构采用五权制衡协同模式,起自隋朝的三省两司制,经唐朝强化、宋朝成熟,沿用至今,只是清朝时曾遭某些破坏。
该模式至今仍是人类最先进有效的政治架构(没有之一),却只有中国完整延续,西方都是残缺版。【后续政治篇展开讨论】
三省办事,是纵向制衡,中书省决策、经门下省审核生效、由尚书省执行;两司办人,是横向制衡,监察司监察提案、大理寺审核结案。
英国学走了三省一司,缺了监察司,因为他们认为对官员监察用司法即可,殊不知监察司主要监察的不是人、而是权力,行使的是“宪”权,而司法机构行使的是“法”权,无权管权力、只能管人,因而未触犯法律的渎职案,司法机构无权过问,所以西方没有渎职罪,失职官员顶多不能连任。
美国学走了两省一司,称为三权分立,没有督察院、更没有门下省,国会的议案没有了专业咨询机构的审核,各种光怪陆离、莫名其妙的决议层出不穷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中国现今仍是五权齐备、相互制衡,因而能够有效避免重大决策失误:
其一,决策机构,全国人大(议会)。负责法律、政令等重大决策的制定,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任免。其类似国外议员的人大代表,以省级区域和军队组织,由省地县各地域的的代表、各民族的代表、各主要社会群体的代表、各阶层的代表组成,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普遍利益。
其二,审核机构,全国政协。作为国家级的专业咨询机构,负责对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专业咨询服务,以保障重大决策的专业性、合理性、必要性和可行性。政协委员由各党派、各团体、各民族、各界别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组成,代表的是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。
其三,行政机构,国务院。负责决策机构决策的执行,及政府行政法规、政令的制定和执行。
其四,监察机构,监察委。负责对国家机关及授权公共机构的公职人员、公办机构管理人员的权力监督和履职监察。
其五,司法机构。包括法院、检察院等司法机关,及公安、工商、税务、技监、卫生、国土、房管等行政执法机关。负责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执行。
另一方面,只有权力的独立制衡、没有权力的协同配合,必然导致“三体”运行,稳定都是问题,更遑论高效。比如美国,三权之上没有协调机制,结果当然就是成为三体国家,加之本就不稳定的部落联盟形态,致使决策党争恶斗、行政内斗空耗、社会混乱不堪。
古代中国有御前会议制度,由皇帝主持五权会商协调,因而行政运转稳定高效。
现今中国,五权之外有个中常委会议机制,根据事态可扩大为政治局会议,使得五权领导能够制度性地沟通协调、会商协同,从而保障了政治的持续高效,在民主政治的国家中,是唯一能够制定长期规划、并能高效实现的国家。
顺便一说,在正式机构之外,还有一些临时机构,以应急处理特别事项。比如,美国在很多机构里设立有“中国办”、“中国小组”等临时机构,以处理涉及中国的专门事务。中国也有针对性的临时机构,一般称为“领导小组”。尤其是近些年来,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日甚,敌对行动日趋频繁、激烈,为应对美国威胁,中国也相应地建立一些临时机构,加强统筹协调、提高办事效率、强化执行力度。
➤有原则的行政
中国的政治是有原则的,即以“政治三原则”来保障“以民为本”的宗旨。
其一,公权不私用。
其二,贫富不悬殊。
其三,阶层不固化。
西方认为社会权利是私权。比如说西方选举实际就是选民将自己拥有的私权授予被选人,是私权的转移;但中国认为社会权力是公权,不能私相授受,因而贵族专政、党派乱政、资本干政等公权私用是罪恶,在中国是决不允许的。
西方认为贫富悬殊是公平。比如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,至于私人财产从何而来、是否损害社会利益,那是绝不干预,这就导致资产兼并严重,甚至爆发“占领华尔街”1:99之类的运动;而中国历朝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,就是打击资产兼并、避免贫富悬殊,是为防止矛盾激化将双方逼上绝路,以尽可能避免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社会动荡。
西方认为阶层固化是常态。西方不论社会环境公平、只谈个人竞争结果,“龙在天、凤在林、老鼠生来该进洞”,既然龙天鼠洞是天经地义,那么阶层固化当然就是上帝的意思;而中国则强调社会公平,从公办教育到公平高考、再到公考录员,始终保持着大比例的底层子弟、始终保持着各阶层的上升通道,保障着社会流动性,全力避免着阶层固化。
因此,有原则的中国政治,才能避免党争乱政、资本擅政,以保障政治的公平公正;才能控制资产兼并、贫富悬殊,以保障经济的公平公正;才能防止阶层固化、社会躺平,以保障社会的公平公正。
唯有如此,才可能保障政治的可持续高效。
➤专业化治国
英国《星期天泰晤士报》曾刊文,统计分析中西国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,结论是西方文科治国、而中国则是“工程师治国”。
其实,中国建国初中期确实有过工程师治国的阶段,在工业化初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,既然是计划经济,工程师当然就被纳入官员序列,主导各个工业部工作,被称为工程师治国。由于计划经济模式有利于工业基础的重工业发展,因为重工业的市场供求关系简单稳定,计划经济利于统筹协调、执行力强,因而中国快速实现了重工业化。但是,当经济发展扩大到对市场较为依赖的消费品领域,计划经济僵化的痼疾就充分显现了。苏联因计划经济而快速实现工业化,也因计划经济导致消费品严重短缺。中国汲取教训,力推改革开放,计划经济功成身退,局限在公共基础领域,国家搞市场经济了。于是,工程师们转入企业,退出官员序列。
但是,中国专业治国的基本原则仍旧坚持,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,中国就秉持贤能治国的理念,“贤者在位、能者在职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,隋炀帝创科举制后,更是将贤能治国制度化,以保障国家治理的专业和稳定。以至于官员凡非贤能、必为异种,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共识。
而西方国家正相反,搞的是公众人物治国。西方选票政治国家的领导人,为什么都是公众型人物、而非专家型人物,因为专家型人物习惯于将精力用于解决问题,而公众型人物则热衷于忽悠选票,那国家大事怎么办?嘿嘿,争取连任才是大事,其他的事都得让路。于是,律师、记者、娱乐明星纷纷半路出家、粉墨登场,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大概是西方最后一个专业型领导人。就像我们有的痴迷留学的学生,专业课程扔一边,全力以赴拿下托福高分才重要,对个人是买椟还珠,对国家是舍本求末、本末倒置,国家如何能健康发展。
其实在西方,受汉文化影响,专家治国论是其近现代历史中的政治思潮,在西方国家中,对于它的讨论几乎成为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主题。据说专家治国论的思想源于传说中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,要求“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”的哲学家来统治;上世纪三十年代,专家治国论更是风行美国,要求建立专家治国的政治制度,“越来越工业化的社会,只有专家治国才是唯一合理的国家治理方式”。并且,有人将其上升至哲学层面,即政治问题可以还原为技术问题。
但是,在宗教化的选票民主痴迷的背景之下,西方专家治国论的思潮,恐怕永远都只能是思潮。
政治不是技术,但确实专业,而且是最专业的专业。
谁获奥运冠军、裁判组选举,谁获诺贝尔奖、专家组选举,因为专业使然。那么,最专业的政治领导人由谁选举,当然只能是专业的精英组织。
中国专业治国历史悠久、成效斐然,但有一个重要问题过去一直未能解决,就是领导人的选举问题。过去一直采用世袭传承,虽然有利于政局稳定,但人选难免良莠不齐,这始终困扰着中国政治。但共产党创新的民主集中制,有效且可长久地解决了这一难题,即领导人是由精英组织选举产生的专业贤能。
顺便一说,中国的领导人都是从基层开始、逐步因优秀而晋升的专业人士,以至于多年前,据说欧洲出了个段子:当今世界,最具政治智慧的人,都集中在一个称为“中南海”的地方。
洋人与狗变着戏法地抹黑我们的精英选举制度是专制,纯属非傻即坏。我们的领导人和内阁制国家的领导人同样都是由议会选举产生,怎么他们就是民主、我们就成专制,真是著名双标,为抹黑而抹黑。
▲社会可持续稳定
这个非常简单,因为中国文化是“合和”文化,强调的是合作、和谐,与西方的“抗争”文化截然相反。
几千年的历史证明,“合和”必稳、“抗争”必乱。
因此,只要我们能够有效抵御住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侵害污染,就一定能够保持长期的社会可持续稳定。
➤西方文化的毒害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
比如说,去年端午女游客强闯龙舟案,就是侵蚀破坏社会稳定的典型案例。去年端午,广东佛山九江镇一位女游客看到河边停有龙舟,就上船拍视频发到网上,从而引发网上热议。有网友解释,当地习俗不许妇女上龙舟,外地游客也应该遵守。
于是,网上爆发了激烈争论,导致舆论撕裂。西文化派认为,反对者侵犯人权、愚昧落后;汉文化派则认为人要入境随俗、客随主便,这是起码的道德修养。区别在于,西方宗教文化以个人为中心、有权为所欲为,中国社会文化以社会为中心、必须尊重他人。
西文化派什么意思?“我要的是我觉得,不是你觉得”。神的儿子果然霸气外泄。
缺乏社会意识的结果必然是个人利益至上,而个人利益至上的结果必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
问题是,也有许多中国人深中其毒。
西文化对中国最大的伤害莫过于自由思想,将个人自由视为现代的标志,导致有的人重拾公主梦,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,八荒六合惟我独尊,别人都必须围着自己转,对社会和谐稳定危害极大。
其实,在西方,自由是个很古老的概念,文献记载最早见于《圣经》。熟悉基督教的都知道,《圣经·旧约·创世记》第11章记载通天塔的故事,由于语言和思想的统一,通天塔工程进展神速,上帝认为人类对自己构成了系统性威胁,如何防止?很简单。上帝要求教徒反对专制(统一的语言)、捍卫自由(各行其是),于是,人类散了、工程停了、威胁彻底解除了,人类再也不可能敢于挑战上帝了。
幸而中国拥有先进、强大、坚韧的文化,能够保持我们的文化优势。至于少数误入歧途的人,相信能够吃堑而长智,毕竟基因里仍是中国人,先天优势终能发挥。
➤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社会可持续稳定?
一方面是硬件优势,比如我们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、政治的可持续高效,这就为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;另一方面是软件优势,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文化。
中国的文化三原则:
其一,社会需要与自然和谐统一。否则加剧天灾必然冲击社会。
其二,必须具备中庸的社会规范。什么是中庸?“中者不偏、庸者不变”,“中”体现的是公平公正、“庸”体现的是和谐稳定。谁愿意生活在霸凌、动荡的社会里,因而社会需要一套完整统一的社会规范,人人遵守以保障社会公平、稳定、和谐。
其三,接受教育不是权力是义务。怎样以文“化”人?教育。因此,每个人都有责任接受教育,把自己从自由的动物人,进化为负责的社会人。
而中国文化正是如此。
西方国家为什么无法有效解决社会稳定问题?尽管西方国家不承认社会,因为其与个人主义相抵触,西方文化绝不允许出现超越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,但问题是,社会是种客观的现实存在。因此,在没有社会意识的社会里保障社会的可持续稳定,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的魔幻悖论。
过去,洋人与狗妄想要趁中国落后之机,强逼中国人接受个人主义思想。但问题是,中国人从来没有屈服过,所以汉文化一直能延续至今,因为没有其它能与汉文化相比的文化存在。